[55]后果作为经验事实之一种，在引入到法学体系当中后，一方面要在特定的规范框架内才会具有决定意义，另一方面需要在法律系统之内进行一种对后果的再评价。

然而，一旦受案范围认定提前，在整个行政过程中的前阶段就承认可诉性，那将导致原告资格的错位问题。该条款虽然将行政行为相对人从利害关系人中区分出来单独对待（天然承认原告资格），但依然没有对什么是其他利害关系予以展开。

例如，77号指导案例涉及的《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14条就是如此。实际影响权利义务首先是行政行为的因（构成要件），其次才是行政行为的果（效果），如果以果来论证因则属于因果关系逻辑倒错了。遗憾的是，复议机关、两级法院在没有质疑《行政处理告知记录》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的前提下审查了杨某的原告资格，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否定了其原告资格。四、余论 笔者于本文中分别在解释论与立法论层面对作为行政诉讼起诉条件的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加以串联，辨析异同，用理论回应了实务中关于两者关系存在的诸多混淆之处。[6]然而，产生混乱的原因并非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定义，而是就如何判断什么事与什么人的标准或方法引发了两者的混淆。

这种立场中所理解的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实际上是一种权利义务终局性概念，即认为只有整个行政过程的最后阶段（产生直接确定相对人权利义务法律效果阶段）的那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前阶段的行为包括程序行为、规划行为、规则制定行为等，原则上都不属于受案范围。[20]在这一情况下，复议机关、法院首先应当做的是判断《行政处理告知记录》是不是行政行为，是否属于受案范围：如果是，那么它的相对人杨某一定满足原告资格（合法权益受侵犯）。应急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事实，同时也有可能基于该状态而产生法律的调整，从而导致许可的废止。

二是相对人提出许可申请后，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和审查。废止许可是否产生被许可人信赖利益保护的请求权，会由于许可类型的不同有所差异。在疫情发展初期，诸多地方政府作出普遍性的停工停产决定，以减少人员流动和聚集。在德国行政法上，立法者会直接规定特定类型的被许可人以注意义务，并要求被许可人关注许可要求的变动情况。

这四种情形构成了新设许可的负面标准。[23] 公衍义：《论民行交叉纠纷实质性化解的途径——兼论行政行为效力中止制度》，载《山东审判》2011年第3期，第60页。

在应急状态下，现有管理手段和措施基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也难以完全借助技术标准、管理规范实现有效管理。[3] 章剑生：《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载《法制日报》2020年6月5日。此时，行政许可的地域管辖权与事务管辖权之间就出现了冲突。在进入应急状态等高风险状况下，在遵循法定条件、程序后，许可实施机关可以采用较高的标准来监管被许可人。

在许可已经授予之后，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对被许可人予以持续监管。应急状态作为不可抗力，可能但不一定完全导致行政许可废止的结果。立法者在安排事后变更和废止要件时，必须要考虑到许可之持有者合法的要求保护投资的利益与因设备经营而受负面影响者要求保护的利益。一方面，它尚未达到紧急状态的程度。

与学理认识不同的是，从《宪法》将决定和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赋予如此高阶的国家机构来看，宪法层次上的紧急状态是事态已经严重到非国家统一安排而不足以应对的极端严重程度。行政许可废止属于行政行为废止的具体形态。

[31]照此观点，管辖权的变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不变动是原则，变动是例外。该款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亲自到现场，这为委托核查提出了规范空间。

临时性许可与常设性许可存在明显区别。变动后若仍贯彻法律效果将导致公益危害或诚信违反。第三种情况是，如果是基于事实上或法律上新情况的出现，则可能适用信赖保护[33]相应地，概念形成可区分为说明性的概念和建构/体系性的概念：前者是与法律相关的概念，是说明性的，涉及法学之外的预备工作，如生物学中的胎儿概念等。无法实现其功效的法律，社会实效性自然会大打折扣，长远来看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进而影响法律系统的运转。这种概念形成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适用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价值标准，形成规范内涵的可能性范围，使之具有反复适用的可能性。

这种新康德主义所批判的方法杂糅[14]应如何协调至法教义学的穹顶之下，也是今天法教义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输入与输出视角分别决定了法教义学的两个面向及方法选择，但二者并非割裂。

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法律系统应该具有自我调适的能力，并随之通过自身的程序机制发生相应的（而非完全同步的）改变，这是以未来为定向的输出性视角。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后果依赖，即预测法律的相关规定或者决定会产生一种预期的社会后果：或者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可以对环境产生积极的调控。

[57]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26. [58]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26. [59]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27. [60]这也体现了法律在回应与调控之间的微妙关系，回应型法主要通过程序机制进行反思，强调去中心化，强调行业自治、自我规制和程序、参与的重要性，而调控型法则需要适度的再中心化，解决自我规制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更为积极地实现某种社会目标，参见［德］贡塔·托依布纳著：《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泮伟江、高洪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0、276页。摘要:  法教义学在中国面临着巨大争议。

法学之外的方法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引入，外在方法进入法学之后应如何做出改变和调适，目的利益价值后果等能否取代概念成为法教义学的根本，是法教义学必须面临和回应的现代性难题。从此种反思性当中，可衍生出作为科学系统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的法理。功能取向当然并不意味着，要推翻法教义学之前的概念积淀，也不意味着法教义学中的所有解释都需从功能出发，并得出一个确定性的或者正确性的答案。[49]通常来说，目的论式的概念形成，有助于法律系统多样性的实现，并且指向法律系统外部。

Function-oriented Legal Dogmatics: Tradition and Reflections Author: Li Zhongxia Abstract: Legal dogmatics (the science of legal doctrine) is faced with huge controversy in China. This controversy stems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stereotypica understanding of legal dogmatics and on the other hand from its the hesitation of legal dogmatics when facing complex social realities. To solve this controversy,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the functions of the legal system, to observe the role played by legal dogmatics, and then reflect on the corresponding method application between the closedness and openness of legal dogma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he function has two dimensions: one is the fun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sense of the society at large, and the other is the fun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aimed at achieving social goals. In order to realize its function of stabilizing normative expectations, the legal system needs to achieve both redundancy and variability and ensure its independent operation, while achieving compatibility with society and realizing its openness on the basis of closedness. Redundancy and variability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method system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positioning can the heterogeneous method systems be harmonized with each other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legal dogmatics． 注释: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宪法释义研究（17AFX009）的研究成果。[31]（2）从概念到个案裁判，并从判例当中提炼出相应的概念标准、思维框架、基本原则或者相关原理。

因此，重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还要回答，为什么要保持重复，而不是发生解释上的改变。[28] N.Luhmann,Rechtssystem und Rechtsdogmatik,Stuttgart 1974,S.36 ff. [29] 在卢曼看来，冗余标示了超量的可能性，但同时能够实现一种功能。

这里的工作至少涉及到以下三点：（1）通过何种方式引入。只有二者结合，才能构筑完整的法教义学大厦。

（2）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以及多大程度上引入。在包含实质价值的概念当中，仍存在抽象化程度不等的概念。变异性/多样性的要求，是法律系统社会适应性的一种体现。二是具体的法律解释工作，这一工作是填补文本与理解之间距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融入价值判断和政策考量等目的性要素。

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63]另一方面，涵摄和演绎对于法律系统冗余性的维持至关重要，即使在法律系统进行外部指涉后，仍需通过涵摄使之内在化。

冗余还可以起到帮助过滤的作用，将许多沟通中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滤出，并在此意义上形成结构，系统因而可以不再依赖，所有的沟通都必须通过个体化的意识来得以传递，从而去除不可靠的成分。在知识体系方面，通过学术上的加工，一方面在判例中发展出了各种实证法之外的学说知识体系。

但断言目的考量如后果考量一样，具有绝对的未来指向，也是存在问题的，某种程度上，法律系统中的条件化纲要都要有目的考量作为基础，而目的考量都需要条件化纲要加以具体化，二者是须臾不可分的。[3]另一方面，社科法学等反对论者也开始承认法教义学的作用以及二者的互补性。